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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谨治学、严格治校——回忆一中
编辑日期:2012-9-1  来源:安庆一中  作者:admin    阅读次数:次   [ 关 闭 ]


严谨治学、严格治校——回忆一中

 

周之行

 

离开母校一中已经半个多世纪了,每当回忆起三年的一中生活,犹如发生在昨日一般,一中是一座严谨治学严格治校的学府,多少年来,汇集着一代良师,造就了大量人才,每个学子从成长到成熟,都是一中辛勤培育的结果。

19468月大约在五比一的录取率中,我考取了安庆一中(当时称安徽省安庆高级中学),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家中,可父亲却告诫我说:“考取了一中,更要努力,更要用功,要不还是要淘汰的”。当时学生中有句口头语“进一中要用功”一中的声誉早就根植在人们的印象中。我从跨进校门的第一天起,就有了这种感受,一中学生是勤奋的。

为了加强管理统一作息,学校严格规定学生必须住校就读。除少数家住本市并有特殊情况,经学校派人查实准予走读外,其他一律不准外住,在这种情况下,我也是住宿生了,对学校生活更加贴近清晰。

早晨当大地熹微室内还不怎么明亮的时候,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里就充满了读书声:有读古诗文的、有念英语单词课文的,还有翻阅数学公式定理的,书声无处不在,到早餐铃声响起,才渐渐安静下来。

晚上教室里灯光一片,人人伏案自习,完成各种作业。没有大声讲话,没有大声喧哗,偶而有翻动书页的沙沙声或小声喁喁的讨论习题声,直到熄灯就寝。

我更忘不了老师们授课情景,本来一中教师当时大都是教书界的精英,为人师表的典范,像金真逸老师讲解语文(特别是古诗文或散文),对于文之结构、词之精华、字之涵义,解析得极为精辟,学生们循文探索,深得其精髓所在,无不为之所服。谢养和教授历史,似江河直下,酣畅淋漓,不可终止。讲到帝王兴衰朝代更迭,借古讽今针贬时政,发人深醒。当年学校唯一的一位女老师葛冰如,并不直接教我所在班的课程(当时她主讲文科乙班语文),偶而下课时,我们跑到她讲课教室外,隔着玻璃窗,只见她在黑板上写粉笔字,如行云流水一般漂亮极了,可以想见她的教学水平之高深。一中有这些棒的教师传授知识(当然也包括一大批忘了姓名的老师)学生们怎能不增长才干增长学问?

数学老师徐裕谋等在数学王国里,教导学生们认识数学规律,掌握基础应用,提高运算能力,论证数学定理各方面,同样给我们有所建树,把学生们的求知欲提升到一个全新阶段。我就受益不浅;当年我在一中毕业后,大学停止招生,我参加了一个工作单位招考。在数学考卷上,有一题‘无穷级数’的演算题,恰好我在高三时徐裕谋老师教我们学过,演算时如鱼得水,我的数学试卷几乎满分,最终理所当然我被这个单位录取了。

高三这一年,学校根据学生选择,划分文、理科,我编入‘文科甲班’。文科极重英语,既学课文又学文法。其时一位老师(名字已忘)听说原在国外多年,回国后聘在安徽大学教授英语(当时大学校址在现在安庆师范学院),兼教一中高三两班英语课。记得他每次来校,都是坐着黄色车往返。他一上讲台习惯用英语开场,无论教念生字(单词)和课文,先是用英语上课,反复几遍以后,才开口讲汉语并口译课文。显然这口译课文,对学生来说极为重要。那时没有收录机随身听这类东西,为了课后复习方便,我采用了一个办法就是‘速记’,当老师用汉语翻译课文的时候,我就一边对照课本,一边飞快地用汉字记录,他译到哪里,我记录到哪里。一开始跟不上,时间长了我的记录速度就基本上能够同步。这对于我提高英语译读能力和掌握文法运用,都有很大帮助。特别令我意想不到的是,还锻炼了我的速记本领。参加工作后,速记居然派上了用场。当年7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纪念,上级行领导来训练班为学员作‘党史’报告,选我上台作记录,会后稍作整理,就油印出来,作为会后大家的学习辅导材料,这也是学习英语课给我带来的副收入。

1948年正是国民党蒋家王朝土崩瓦解的年月,解放军节胜利。地理老师讲课前,总喜欢讲一点时局动态,并表达了期盼和乐观的心理,学生们也非常关注爱听。后来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,眼见国民党末日来临,当学生们再次追问他对形势的看法,此时他反而缄其口避而不讲了。只是笑笑说“无可奉告大家看报”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,原来他怕讲多了,会遭到反动派的怀疑和迫害。

在穷途末日到来的时候,反动派的疯狂,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49年初我亲身遭遇一次国民党军队的胡乱抓人。当时解放军正逼近安庆,对安庆形成围而不攻之势,国民党驻城部队妄图负隅领抗,在城郊四周加紧修筑工事。城已被围,无法征集到民工,就在城内胡乱抓人。一个星期天我和一位同学上街,竟被国民党军队抓住,带往他们的“警备司令部”(现孝肃路人大房子)准备集中待用。虽然反复声言我们是在校学生,要回去上课,可当兵的置之不理,正所谓是“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”,僵持多时,校长程勉闻讯赶来,一番周折,才将我两人领出。并告诫‘我们当前形势复杂,上街要小心,无事不要上街’云云,关爱之情溢于言表。

安庆终于解放了,此前学校放了几天假,我在家中刚呆了两天,解放军已渡过长江,随即学校通知复课。我赶紧回到学校,此时课堂内外,旧貌换新颜: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挂象,有人唱起了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”歌声燃起了大家的希望和活力,教官不见了,军训课取消了,教导主任操震球是民盟人士,解放前与地下党早有接触,调省当上了教育厅副厅长,其老师原班上课。6月初学校提前让我们高三班毕业。我领到盖有安庆市人民政府大红印章的毕业证书。证书上端印着麦穗和齿轮,象征着工农联盟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了(后来我们证书交给了组织存入档案)。

现在我已是一名国家离休干部,已进入古稀之年,但回忆起一中生活,我不禁要深深地怀念那些敬爱的老师,也许他们有些人已经作古,但我永远记得他们的言谈笑貌;我永远怀念程勉校长那种治学治校的长者之风;我永远怀念一中,我的母校!

 

(原名周文奎 49年一中毕业)